1968年2月，文革正如火如荼展开，社会上充斥着造反、派性、武斗、夺权等等喧嚣和血腥，新华社这帮孩子在经历了红卫兵的新鲜和大串联的刺激后一个个沦为走资派子女而闲云野鹤，赋闲在家。我的命运却因一次招工而彻底改变，从此告别学生时代，在18岁的豆蔻年华之际，步入社会。

也许是为响应伟大领袖“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吧，有关部门决定在当时被称为“三线”的陕西汉中地区建一座军工厂，生产军用越野汽车供部队使用。该厂的构成一部分来自全国各主要汽车厂支援的领导干部和熟练工人，另一部分就是在北京城区各中学招收1500名学生作为青年徒工。知道升学无望，父母替我报了名（大院孩子中报名的还有王飞之子王启光和解力夫之女解小平），本来以为自己是“走资派子女”，没报多大希望，没成想居然还被录取了。

北配的蹉跎岁月

2月15号，一个天阴气冷的冬日，我走进陕汽青工的代培基地——北京汽车制造厂（当时称为北京东方红汽车制造厂），开始了自己的工人生涯。

我被分配到该厂的下属分厂——北京汽车配件厂（简称北配）。进厂后先是三个月的学习班，进行思想教育和基本知识培训。学习班结束时，分配工种。三个月没白学，大家多少耳闻了各工种之间的差别及工人们为之编排的顺口流，如电工是“溜溜达达，一块七八”，车工是“紧摇慢摇，一天六毛”，而铸工则是“要翻砂，就回家”，可见铸工是个没人待见的工种。分配工种时，我本已被分到机加工车间，但铸工车间却因愿去者少而不满额。领导们开始了新一轮的思想工作，动员大家去铸工。我一则出于当时的血气方刚、理想情怀，二则确实对铸工缺乏实际的了解认知，凭着一种不信邪的感觉，毅然决然放弃原分配工种，报名当了铸工。

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总是严酷的。当我走进铸工车间，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我的妈呀，这哪是什么现代化工厂呀，整个一煤铺——黑呼呼的车间，黑乎乎的沙子，黑乎乎的工具，黑乎乎的人。也就是开炉浇铸时，那火红的铁水，飞溅的钢花，轰鸣的天车，还有那么一点现代工厂的气势。

既然来了就要当一个好铸工！我干活不惜力，工作抢在前；对师傅尊重有加，对同事鼎力相助，很快就赢得不错的口碑。当时车间机械化程度尚不高，浇铸中小型铸件一律由人工操作。两个人抬着一个五、六十公斤重的铁水包，最需要的就是平稳协调，才能顺利浇铸。一次浇铸，一位青工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力气不够，抬着铁水包颤颤巍巍，眼看着铁水包向他这边倾斜，1000多度的铁水就要倾洒在他的脚上，我一个箭步抢到他跟前，帮他抬起包杆。由于包身晃动，一些铁水还是溅了出来，几个铁豆子钻进我的鞋里，吱吱啦啦地烫着皮肤，但我没有动（当时也不能动），坚持帮他完成浇铸，也避免了一次工伤事故的发生。此举把那哥们感动得不轻，班组会上一个劲地感谢我。那一刻，我心里甜极了，根本就没觉得脚上烫伤的痛楚。

但工厂毕竟不是避风港，文革的种种做派在工厂并不能幸免。按照当时风靡全国的血统论、阶级观，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份子在工厂地位非常低下，尽管他们谨小慎微的做人，勤勤恳恳甚至尽心竭力地工作，但大小批判会上任然逃脱不了被随时无故狠批一通的厄运。一位刘姓师傅平时工作非常努力，待人也很诚恳本分，我们都觉得他是个好人。一次下班后，班组照例开会学习。大家坐定后，班组长一声怒吼：“坏份子刘某某，站起来！”刘师傅笔直地站起来，而后平时在一起膘着膀子干活的一些工友像突然变了个人，争相发言批判，为显示自己的阶级立场坚定，有人在发言中还故意使用侮辱性的语言进行人身攻击，而刘师傅只能默默地承受。这种政治运动对人的尊严和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的践踏在我心中留下很深烙印，久久不能忘怀。过后想来，这既是我国曾长期实行，在文革中登峰造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真实再现，也是文革对人性扭曲的现实表演。

不久，厄运也降临到我的头上。由于对文革的种种怪像不满，更出于对探寻马列主义真理的渴求，我和北配厂几个志同道合的学生青工（多为干部子女）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主要是学习马列的一些经典原著并结合实际谈自己的感受，才学了几个月，就被厂革委会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勒令停办了，我们几个也成为造反派眼中的问题人物。后来，学习小组的发起人之一，也是我的红颜知己被分配到机修车间，去后不久就被派到杭州发动机厂代培。又过了几个月，传来消息，在杭发厂代培的北京青工与当地造反派发生冲突，为首的几个人中就有我的那位红颜知己，她们几人被造反派以“反文革，反江青”的罪名关进了监狱！这点我绝对相信，因为在北京学习时她就多次表示过对江青的不满。接着，北配厂革委会的人让我检举揭发她，我当然不肯。于是，我的团籍不能恢复，想参军或参加厂基干民兵，参加五一、国庆游行等等更是门都没有。

在那段蹉跎的岁月中，我和她的京杭两地书成为我最大的精神慰藉。每次捧起那字迹娟秀的远方来鸿，我细细地读，慢慢地品，一股暖流浸入心田。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命运，将两颗年轻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那时，雪莱的名句“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是我最爱读的格言警句之一。

工人师傅们的质朴、纯真给了我度过困难时光的又一股精神力量。我的师傅穆俊才，人如其名，他技术高超（是铸工车间唯一的七级工）且为人正直，在工友中有很高威信。一次，为了解我的情况，父亲来到工厂。穆师傅不顾我父亲当时的走资派身份，热情地把他让到家里，沏茶点烟，两个人就像老哥俩一样亲热地聊起来。那一天，两人谈了许久，不仅谈我，也谈工厂、谈社会、谈国家。晚上回来，父亲兴奋得满脸红光。在那个年代，工人师傅的敞开心扉、以诚相待不仅对我，对父亲也是莫大的慰藉啊。“小子，跟着你师傅好好干吧。”父亲斩钉截铁地撂下一句话。

不知不觉间，在京培训的时间已满，我们这批人该去陕汽了。与一些人想方设法留在北京不同，我却急切地盼望着早日赴陕，盼望着那里的青山绿水、全新感受，盼望着那里陌生而又火热的生活；当然，也盼望着与先期赴陕的梦中的她再度聚首。

陕汽的燃情时光

1972年2月，又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几百名完成培训的青年工人踏上西去的列车，奔赴注定要在那里洒下他们的青春、汗水乃至生命的目的地——陕西汽车制造厂。车上，有人因头一次远离父母家人而黯然神伤；有人因前路遥遥、前途未卜而木然无语；我却显得莫名的兴奋躁动，一路上兴致勃勃地给大家讲了当时既风靡又带点神秘的谍战故事“林强海峡”。

陕汽位于陕西岐山县境内，工厂建在一条名为西沟的山沟里，毗邻蜀国丞相诸葛亮去世的五丈原。据说，当时负责选址的人在西沟里放了一把火，而盘旋在上空的直升机上的人看不到，一个三线军工厂就被定在这条山沟里。我们这批人到达时，正值陕汽各车间基本建设轰轰烈烈展开之时，以北京青工为主的青年突击队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我们一放下行装，就投入到基建的洪流中去。

我积极报名参加了铸工车间青年突击队并担任队长。当时，铸工车间要建一座集行政办公和理化试验为一体的综合楼。我们突击队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协助专业建筑施工队盖这座楼。为赶工期，施工是不分昼夜，不分晴雨连续进行的。工地上需要的砖瓦、水泥、木材都由我们突击队负责运送。多少个烈日炎炎，多少个阴雨绵绵，多少个月朗星稀，我和突击队的一帮哥们或扛着钢材木板，或推着砖瓦水泥奋战在工地上。有段时间，阴雨绵绵连月不开，凄风冷雨浸入骨髓，人待在屋里还觉得冻冻的。但只要一声令下，我们突击队的小伙子们照样扛起建材往工地上跑，尽管身上只穿着单薄的工装。当我们一行在风雨中穿行时，车间里的许多师傅都打开窗户向我们送来赞许的目光。建厂初期，各种物质十分匮乏，我们住的是简易楼，吃的以粗粮为主，猪肉定量供应，想改善改善并不容易。因为随时要出入工地，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一身打着补丁的工作服加一双长筒雨靴，再搭上当时年轻英俊，一位在厂工会工作的哥们戏称我是“工人阶级的形象”。

基建结束后，陕汽的生产就开始步入正轨了。我所在的铸工车间零修工段负责为各车间所需机械设备零部件提供铸件。说实在的，干突击队、搬搬扛扛、抬包浇铸等等我凭着一股激情和勇气能干的不错，但真到各种细腻灵巧的造型技术，我并不是很灵光，有时还闹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工伤事故。一次“清砂”（清理浇铸后铸件周围的砂型），我抡着大锤干的正欢，突然觉得大锤轻了许多，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只见一个黑乎乎的家伙落下来，正好砸在我脚上。原来是大锤锤头飞了，没砸在脑袋上已算万幸！尽管如此，脚骨骨折已构成工伤，厂安全科还专门为此事发了通知，要求各车间赶快检查生产工具是否牢固。同时，铸工某工段长自己抡锤砸了自己也成为全厂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

不知不觉间，我们这批北京青工已陆续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彼时的红颜知己此时已成为本人女友，我俩正在热恋中。当时厂里的未婚男女青工分楼居住，到哪去谈恋爱成了个问题。如果是仲夏盈秋，五丈原上的离离青草，麦里西沟的芬芳田垄，甚至再远一点的渭河大桥上的平湖秋月，都是我们倾诉衷肠的好去处。但如果是寒冬早春，就只能到男或女方的单身宿舍里了。为此，青工们达成一条不成文的默契，只要室友的异性“朋友”来了，其他人尽量回避以提供方便。有一年的冬天，女友的室友回京探亲，我趁机经常往女友的宿舍跑，除卿卿我我外，还可享受女友用煤油炉做的小灶改善改善。一天晚上去她那，吃完饭又聊了一会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女友不忍惊扰，醒来已是午夜时分，我赶紧下楼想回自己的宿舍。刚出楼门，一声低沉的命令在耳边响起：“站住，不许动！”仿佛还有个什么东西顶在我腰间。回头一看，是我们同时进厂，现已调到厂保卫科的哥们赵某某，手上端着二把盒子。这家伙也看出了我，旋即一脸坏笑地开始调侃，“你小子怎么这么晚才出来，去女朋友那舍不得走吧。”原来，近一段时间女工宿舍经常被盗。为此，厂保卫科特别派出人员蹲守，没想到头一个落网的竟是我。此后，“戴某某被赵某某在女工宿舍楼活捉”的笑话在陕汽的朋友圈子中足足流传了N多年。

1975年，邓小平复出并开始大刀阔斧地整顿秩序，重振经济。远在西北山沟的陕汽也感受到这股春风。我参加了厂里组织的学习参观团走访了同样生产重型汽车的四川汽车制造厂。以大庆石油会战为原型的故事片《创业》厂里连放了几遍，每次都是万人空巷，争睹为快。大家被影片里振奋人心的台词所鼓舞，一股大干快上的激情在陕汽的干部工人中涌动。

我从小喜爱看书，特别是政治文史类书籍。进工厂后，先是在北配组织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到陕汽后，旧习不改，一天紧张繁重的工作后，别人是喝酒聊天打扑克，我却在书海中遨游享受。当时，我与在铸钢、木模工段爱看书的另外两人并称为“铸工三呆（书呆子是也）”。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1977年，随着四人帮被打倒，高考在全国范围内恢复。眼看儿时的大学梦有望重圆，我在认真准备一年后，于1978年参加高考并一举中的，从此，开始了我人生的一个崭新的篇章。